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三位经济学家，他们对各国经济差异给出了解释

北京时间 10 月 14 日下午 5 点 45 分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 202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达龙·阿西莫格鲁（Daron Acemoglu）、西蒙·约翰逊（Simon Johnson）和詹姆斯·A·罗宾逊（James A. Robinson）获奖，他们以“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”得到了诺奖评审的肯定。

在之前“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”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之后，经济学奖也是今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。

达龙·阿西莫格鲁 1967 年 9 月 3 日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，目前他和生于 1963 年 1 月 16 日的英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·约翰逊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，后者还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。而詹姆斯·A·罗宾逊同样生于英国，目前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。

如果说今年其它奖项的获奖者都还略有争议，三位经济学家这次的获奖可能是最让人信服的，他们横跨了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法律、历史等多个领域，研究工作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，他们也已经连续多年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。

在业内，三位经济学家在 2001 年撰写的《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》至今被引用超过 18000 次，成为制度经济学的一座高峰。而由达龙·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·A·罗宾逊合著的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则对一个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进行了回答——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，有的国家富有？

这本书在 2012 年首次出版，它也成为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内容的直观概括。

诺奖委员会提到“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”，也给出了数据：目前全球最富裕的 20% 的国家比最贫穷的 20% 的国家富裕约 30 倍，而三位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的研究提出，是由于制度和政策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。

这对全球各国经济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。一直以来关于这一问题有多个理论先后出现或并存，比如在著名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一书中，贾雷德·戴蒙德指出是地理条件和资源情况决定了国家的贫穷或富有，而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提出，大众摆脱了对赚钱的羞耻感是导致富有的原因。

无论是“地理假说”还是“文化假说”，甚至是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提出的寄希望于统治者成为“哲人王”（也就是说国家贫穷是因为统治者的无知），它们都只是以某一种角度提出的解释——当然这次获得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“制度论”也是一种解释，但从目前看来，这一理论可解释的范围会更大。

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中国最近 40 多年来的蓬勃发展，这是过去很多经济学假说都无法解释的，因为地理和文化都没有变化，这完全是改革开放这一经济制度变革带来的成就，而这一成就又反过来推动了私有财产和产权保护、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等各个环节的完善，成为一个正向的飞轮。

不过从另一个角度，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也被人认为是“事后诸葛亮”，是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去找一个理由，它并不能真正预测未来——也的确如此，从国家治理来看，没有一套理论是绝对有效且能确保长治久安的——否则大家就都这么做了。

这也正是经济学的有趣之处，它允许多个理论并存、同时发展且相互交锋和探讨，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，成为我们去理解很多事情的思想工具。而这其实也是当我们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或者作为普通大众日常去了解和运用经济学时，我们真正值得去关注和理解的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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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图片来自诺贝尔官方、麻省理工学院、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。